他认为，不符合当代宪法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规范性的制宪行为是算不上制宪权的行使的。
然而，即便在那时，也不可能制定出万世不易之法典，因为成文法的固定性与社会实践的发展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存在。汇编型法典则不承担体系整合的任务，对于已有法典的部门法采取袖珍法典+特别法模式，对于准备法典化的部门法采取一般规范+特殊规范模式(其一般规范不同于体系型法典的总则，特殊规范是指原有法律文本继续保留)，所用概念的抽象程度更低。
(33)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其三，从现实状况来看，中国共产党是拥有9600多万党员、领导14多亿国民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制定实施3700多部党内法规、(15)18000多份规范性文件。笔者认为，一方面，既然有些党规是可以不向全社会公布的——无须党外群众乃至基层党员知晓并不影响其执行，那么也就可以有不向全社会公布的党规法典，毕竟法典化主要是为了便于找法(57)而非普法，故关键问题不在于是否法典化，而在于是否应当公布。这些重要指示精神也适用于党内法规。另外，任海涛主张我国教育法法典化宜采体系型模式，同时指出这并不排斥教育单行法的存在。
(18)2021年12月，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立法质量这个关键，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统筹立改废释纂，提高立法效率，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24) 应当看到，一方面，2012年至2014年、2018年至2019年先后两次对1949年10月1日以来出台的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进行集中清理，有效解决了制度存量上的不适应、不一致等问题。基于前述关于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在现阶段，党内法规法典化的目标不是汇编型法典，也不是规模宏大的体系型法典，而是规模适中的体系型法典。
⑥肖金明也提出选择党的组织法规法典化为突破口，启动党内法规法典编纂工作。 (11)当代中国法系语出栗战书的《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一文(载《求是》2021年第2期)。 建议对表法治建设总体规划来设计目标任务。(36)新征程上，包括法典化在内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新时代依规治党重要思想。
(61)此构想实际上就是为党的自身建设法规法典化准备小总则。现阶段应以适度体系型法典化为目标，因为党的团结统一、自我革命的特质决定了党内治理不适用回应型法治对应的汇编型法典，而党的制度建设仍将继续发展决定了体系型法典应规模适中。
党规具有法属性在我国学界已形成共识。参见肖金明：《推进新时代党内法规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0日，第4版。着眼现阶段，对于党内法规法典化的可行性问题，应审慎地分析判断。其二，从历史发展来看，从不成文的习惯和规矩到它们的成文化，从规范密度的比较粗疏到精细化，从规范事项的急用先行到全域化，从规范形态以零散为主到逐步系统化，党内法规的进化历程已经表明它事实上的确受到成文制度不断趋向系统集成的规律支配。
(三)党内法规法典化的必要性 以上诸项价值中，何者关乎必要性？法典化是否必须要搞，不搞是否就不利于深入推进依规治党？对此诘问，笔者的看法是，其必要性主要在于弥补既有党规规范碎片化、枝节化、不一致等缺陷，提升相关领域法规制度的体系化效应，(23)为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统一正确适用党内法规提供更优制度遵循，促进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事业高质量发展。且篇幅都较小，编纂可以较快实现，有利于积累经验。三是从2030年到2035年，党内法规体系四大板块都各自拥有标志性的法典，乃至有跨板块的适度规模法典。按照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二五规划，目前要抓紧出台党的群团工作、外事工作、人才工作等条例，完成党对各项工作的领导制度的低度法典化。
在党内法规领域，如前所述，《纪律处分条例》无论从体例和篇幅之形式特征来看，还是从总则规定加分则行为类型化之内容特征来看，它已然是法典化的成果。 (二)何种程度的体系型 法典概念有实质和形式双重要件，实质要件是指体系性，形式要件是指完备性。
第一，拥有新时代依规治党重要思想这一行动指南。(50)那么，可否将法典划分为低度、中度、高度三种程度类型？若认为没有所谓低度法典化，亦可换作体系化来论说。
叶必丰提出体系化有多种选项，包括法典和分层分类体系。 (20)参见刘春田、许炜：《法国民法典制定的历史背景》，载《法学家》2002年第6期。 (37)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2页。(29)因而可以预见的是，党内法规制度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该会保持较强的稳定性。既有战略上的顶层谋划，也有战术上的明确要求。智力支撑是指党规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水平逐渐提高，此点不再展开。
李世刚：《关于〈法国教育法典〉若干特点的解析》，载《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22年第1期。并且，民主集中制是党内法规体系的核心，党内民主选举是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所以，先制定统一的选举工作条例有利于彰显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的精神，可作为党的组织法规法典化的第一步。
笔者抽样20部条例(党规体系四大板块均有涉及，且以十八大之前出台的为主)，其变动情况如表1。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总结编纂民法典的经验，适时推动条件成熟的立法领域法典编纂工作。
例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纪律处分条例》)就是一部党规法典。要研究丰富立法形式，可以搞一些‘大块头，也要搞一些‘小快灵。
(40)学者朱明哲详细考察了汇编型法典的社会基础和法哲学依据。 ⑦肖金明：《推进新时代党内法规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0日，第4版。《问责条例》第8条在诫勉之前写的是：通报。根据不同领域的情况，分别设计一步走或分步走的编纂步骤。
关 键 词：党内法规体系 适度法典化 体系型法典 组织机构法典 领导法规总则 建党百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④吕品提出前瞻性地探索在某些部分领域规划较高层次的党内法规法典编纂工作。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在概念化、类型化、体系化等编纂技术上是共通的，但党规毕竟有自己的特性，国法的法典化经验难以完全照搬。作为整个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规与国法必须相辅相成。
然而，法典化运动之所以能够从书斋走向议会、从呼吁变为行动，归根结底是出于实践需要，即是为了更好地治国理政，而不是为了锻炼思维。法典内容越具体，法典体量越大。
法律权威的分散化与法律多元主义的出现，将导致主权的削弱。由此可见，建党百年大会上郑重宣告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其深刻内涵就不仅指在党的建设领域实现了有规可依，而且指在该领域完成了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之目标。那么，《组织处理规定(试行)》所讲的批评教育责令检查是属于《问责条例》中通报这一问责方式的具体表现呢(这一答案显得勉强)，还是轻于通报的非问责方式呢(这一答案无法解释《组织处理规定(试行)》为何没写通报)？再如，工作责任制方面相继出台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健全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等之间不统一的问题有：(1)在基本原则上，前两部党内法规未使用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术语，而后两部党内法规使用了，但《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又没写《地方党政领导干部食品安全责任制规定》中的权责一致尽职免责。参见叶必丰：《行政法的体系化：行政程序法》，载《东方法学》2021年第6期。
从制定到修改的间隔时长不一，最长达到30年，最短3年。陈金钊教授强调：不是说法典不能变化，但变化太快的法律不宜凝练为法典。
然而，如今已非诸法合体时代，法典的本质属性绝非篇幅大(完备性)，而在于集成化(体系性)。 ⑨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编著：《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相关规定释义》，法律出版社2020年版，第115页。
(44)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保证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明确先易后难的工作策略，先就某一党务关系领域成熟度相对更高的制度规范进行编纂，积累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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